“盲井”凶案不仅是人性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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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社论

一则短短百字的案情通报,瞬间引爆舆论。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检方对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74名被告人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艾汪全、王付祥等74人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新疆、内蒙古6个省区故意杀害17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多项罪名。

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这样一组关键词勾勒出的恶性凶案,于公众带来的震惊可想而知。随后几天,陆续有媒体跟进报道案件详情、还原事件原委,与此同时,人们不断提起一部10多年前的电影《盲井》,电影讲述的离奇故事与现在公众看到的极端恶性案件如出一辙,而电影本身也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真实案件改编。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人性之恶与底层相杀,其实一直存在,甚至连剧情几十年来也并无太大变化。从媒体逐渐填充和细化的案件细节来看,大家还可以归结出一些共性,比如犯罪嫌疑人大部分来自同一个地方,本次内蒙古“盲井”案凶嫌大多来自云南昭通,甚至不少嫌疑人本身就是亲属、来自同一个村。在对这桩重大恶性犯罪进行原因总结时,有媒体引述当地人说法认为,“贫困并不是导致艾汪全等人走向犯罪的主因———人性之恶,是后天逐渐滋长的。赌博,才是促使罪恶萌芽、发展甚至膨胀的根源”。贫穷、赌博,就可以解释如此凶残犯罪的原因?似乎又不仅仅如此,或者说太过单薄。

“盲井”凶案这些年来反复出现,每次出现时人们都不免感慨,底层生活的艰辛、窘迫和残酷,最底层人群互相之间的相杀相害,那些至今还无法确定身份、确切人数的被害者人群,他们生命的最后时间,所见证的人性黑暗,要比10年前的黑砖窑事件更让人心生绝望,对人性感到沮丧。2011年7月,新华社曾探访数十起“盲井”案的共同户籍地四川雷波县,有人称“不法分子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哪里的人群热衷于从事某个行业,熟人之间互相帮扶,这样的产业集聚效应就会出现在那个行业,但此次“盲井”的产业聚集,实在令人惊愕。

这样的人性惨剧为什么会发生,而且是反复发生?归咎于嫌疑人户籍地经济状况、个人遭遇等原因的讲述可以很动人,但起码要认真考虑的还有:这样一桩生财之道,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在矿山开采行业?政府、社会以及矿业经营者,对于矿难发生的态度、处理方式,是否客观上催生了“盲井”类案件的产生?是什么样的矿难善后处理机制,让人性之恶迸发、进而有机可趁?矿难作为安全生产事故,其发生、救援、应急乃至善后,都有一整套制度规范对接,但矿难瞒报却也是长久存在的行业积弊,因为瞒报的存在,使得赔偿款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封口费”,矿难善后被希望快速收尾,矿难人数甚至成为禁忌,使得核对遇难者身份信息、给付赔偿变得愈发仓促……现在看媒体梳理的案件流程、嫌疑人各司其职、流水线作业的背后,很难说不暗合了长期以来畸形存在、生长着的“矿难应对逻辑”。

恶性案件归咎于人性之恶,无助于反思。良好的制度环境与运作状态,应当有能力让即便“人性本恶”也无肆虐的机会。矿难回到安全生产事故的既定处理逻辑中,没有瞒报、不想瞒报、不必瞒报、不敢瞒报,公开的矿难遇难者信息,透明的处理和善后机制,法治化的赔偿抚恤程序,或可让邪恶的心思无机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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