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竹盛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慈溪此次政策中公示的渠道是“发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没有统一的权威发布渠道，很可能会被滥用，在谣言四起的网络时代，滋生出一些侵犯普通人名誉权的事情来。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联合法院、公安、司法等部门出台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方便公众随时查询，警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
这个政策虽然只由一个县级市“试水”出台，但它的意义足以媲美废除嫖宿幼女罪，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高度关注未成年人性权益的一个重要政策回应。
性侵未成年人是最为令人愤怒和不齿的一种犯罪，触及了人道主义底线，没有什么人愿意“同情理解”这样的罪犯，大家都避犹不及。这也就是美国的“梅根法案”及其加强版“杰西卡法案”出台的社会心理基础。
中国近年来多宗影响极为恶劣的未成年性侵案件，也构成了慈溪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
对于类似“梅根法案”的政策，不论实际效果如何，将性侵者像过街老鼠一样，公之于众，本身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政策是否在法理上站得住脚？是否具有实际效果？
对于适用终身监禁或是信息公开的性侵罪犯来说，立法者对他们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认为他们往往是积习难改的，对性冲动缺少必要的自制力，因此假如他们重返社会，便很有可能重新犯下类似罪行。美国的梅根案和杰西卡案的作案人都是重犯。基于这个认识，为了避免更多人受害，以公开性侵史对社会发出预警，便是合理的权利限制。
同样基于这个认识，一些国家甚至对恶性强奸犯实施“化学阉割”，根本上抑制罪犯的性冲动。
假如性犯罪者的确是积习难改的，那么不论是采用公示还是“化学阉割”的办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积习难改很可能只是概率性的结论。美国有研究发现，强奸犯中，只有大约13.7%再次实施了同类犯罪，而未成年人里的强奸犯，重犯率就更低了。真正具有高度重犯危险的，是一些性心理扭曲或是具有反社会心理的罪犯。对于这些极端的罪犯，重返社会后，即使是公示制度也无法遏制他们。
更令人为难的是，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强奸罪又恰恰是比较容易造成冤案的领域，比如已经平反的呼格案都和强奸有关。除了这些黑白不分的判决以外，一些强奸案也在“半推半就”之间被认定了，这一类案件很难跟“罪大恶极”或是“人性败坏”联系在一起。如果对这些案件也公示或是化学阉割的处罚，便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公示制度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逻辑漏洞。既然认定罪犯在释放后仍有高度可能性重犯性侵，那么为何要释放呢？刑罚除了惩罚的目的以外，还有教育功能，刑满释放的一个潜在假设是，罪犯已经认罪服法，足以正常回归社会了。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慈溪此次政策中公示的渠道是“发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没有统一的权威发布渠道，很可能会被滥用，在容易谣言四起的网络上，滋生出一些侵犯普通人名誉权的事情来。
尽管有许值得注意的问题，作为一个受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慈溪模仿“梅根法案”而出台的政策，在可控的范围内，还是值得尝试的。毕竟对任何社会来说，保护未成年人的各种权益都是高度重要的议题，值得从各方面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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