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劝退师”走俏背后:女性角色被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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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劝退师”走俏背后:女性角色被污名化

一边是以“勇斗小三”为荣的婚姻观,一边又是谴责被出轨方“不够潇洒转身”的婚姻观。在彼此冲撞的观念里,真正的输家,是在男权社会话语权下全面失败的全体女性。

近日,澎湃新闻发布了一篇关于“小三劝退师”的采访报道,一时之间举座皆惊。网友们吐槽说:“这简直是电影《分手大师》的新素材,生活果然高于艺术。”其实,这个所费不赀并且“需要专门培训”的热门职业,已经不是太阳下的新鲜事。早在2011年,网友们已经热议过淘宝销量动辄以数千计的“斩小三符”、“老公回心转意符”,还有大批购符的买家(以女性占绝对多数)在产品下热情评价符咒的灵验,盛赞其保家卫国斗“小三”的功劳。

从符咒到职业维婚师,从抽象到具象。这不是一个魔幻主义故事,而是生动的现实。“小三劝退师”一文中明确指出:专业咨询师的社调反映,与2001年的中国女性面临配偶出轨时的情况相比,十四年后的她们,反而更隐忍、更多地选择挽留、以斗倒第三者(次要矛盾)为守护家庭的胜利,却不是自由地摆脱出轨配偶(主要矛盾),反倒是十多年前,有更多的女性勇敢地选择了结束婚姻——这种倒退也许会让社会学家吃惊。中国女性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女性主义呼声愈发高涨的大环境下,却在婚姻家庭观念上显得更为保守了。似乎有更多的女性在遵循这样一个有悖于经济规律的原则:她们在经济收入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自立能力空前于女性先辈的情况下开上了历史的倒车,以“新时代小女人”的群体性面貌出现在历史的一页。

在“小三劝退师”走俏的同时,一些属于私人领域的情感事件也在公众目光下发酵:一纸控诉将一场婚内纠葛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高峰。在这篇言辞并不激烈的求助信里,女方详细揭露了男方与其同事婚内通奸的细节,力指其对于家庭和孩子的不负责任,并且希望师长对于他的男女关系进行严肃处理。而男方当事人也洋洋洒洒写就长篇陈述,反指妻子的无理,极力洗刷出轨指控。原本是一件并不出奇的婚姻问题,却被多家媒体极尽渲染,成为热闹一时的社会事件。

而事件中的结发妻子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舆论中的很大一股声响都在指责她“不够体面”“吃相难看”,人们纷纷谴责她不能果断放弃破碎婚姻的“软弱”,甚至冠之以“前网络时代去单位大闹的无知妇女”之名。事件中的第三者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理解——在以往,这个角色才是千夫所指。

这看起来实在是很矛盾的。一边是以“勇斗小三”为荣的婚姻观,一边又是谴责被出轨方“不够潇洒转身”的婚姻观;一面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即便弱势方正在遭受严重家暴),一面是对情感个体不能慧剑断情的鄙夷。我们对于婚姻家庭的看法竟然分裂至此吗?

如果抱有正面信念,也许可以把这种割裂现象视为社会转型中的观念激荡,也很尖锐地揭示出了客观存在的问题:社会群体的分化。

一部分人依旧怀有十分传统的婚姻观:女人最大的价值在于家庭领域。于是他们会强硬地站到“剩女论”“回归家庭论”的支持队列中。另一群人则认为婚姻已经不是一个女性的必须,于是对于她们在感情生活中流露出来的软弱和纠结,势要加以激烈的鄙视。

努力维系婚姻可能是“体面”的,但是放弃婚姻同样也会被认为“不体面”:有一位女性媒体人在离婚时的公开表现非常坚强而有分寸,但是她依旧被人攻击为“失婚妇女”——优雅转身、勇敢离婚的女性同样被视为男权社会中的失败者。到底什么才是“婚姻中的体面”呢?到底什么样的女性才是“体面的女性”呢?婚姻对于现代中国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在婚姻中期待的是什么?社会大众又对她们在婚姻生活里的表现抱有如何的期许和预判?这些问题在我国当代社会都得不到整齐划一的标准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也认为自己所坚持的信念是正确的。

而在这些彼此冲撞的观念里,“原配”、“小三”、“失婚妇女”、“大龄剩女”、“风尘女子”、“绿茶婊”……个个都可以是污名所指。真正的输家,是在男权社会话语权下全面失败的全体女性。

微博网友“溯sioux”曾经如此幽了一默:“中国男人很少希望自己的伴侣是坚强独立的女性,除了打算与她离婚的时候。”如果一个无过错方女性,在离婚的时候除了第一时间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外,其他诉诸情感和道德的非正式方法,是否都会被认为“不体面”?我们在支持正视婚姻现状、巧妙保存最大利益的同时,对她们的情感尊重度又能达到多深?什么样的女人才不是“怨妇”,除了一言不发以外?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在学界或是民间,都有为数不少的人认同这样的现状:在目前的中国家庭婚姻生活里,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且并不被法律保护其价值,也更多地作出了个人牺牲,比如放弃个人在公共领域里的追求。

“女权不是新女德。不要因为提倡女权而主动进行女性群体的特定的自我审查和自我规范,并因为这种道德性的审查放弃了对弱势人群的救济。”这是另一位微博网友的倡议。能发声谈论和推动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多是中产城市女性,谈得更多的是“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争取更多公共领域的权限”,讲究的是精致的革命。这个群体如果不能更深入地了解同胞姐妹们的处境,就很容易被某种阶级性的“审美偏见”束缚,将自己剥离于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女性同胞之外。

也许在短时间内,这种“中国式婚姻观”的割裂依旧会持续存在,而身为女权主义者的我们,无论婚否,首要的任务还是对彼此有着更多谅解、同情、关爱和互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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