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吴建民大使意外辞世，让我感到万分的震惊，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几经核实，噩讯成真，我立即在第一时间发微博表示深切的哀悼。
几天来，媒体的记者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希望就此事对我进行采访，我一概谢绝了，甚至有些气愤地说，“人都死了，你们还拿人家做什么噱头啊？让逝者安息吧！”
但看到这几天，网民们对此争论不断升温，我觉得还是应该说几句话。尽管我与吴建民大使在许多问题上，有过辩论和交锋，但都是君子之辩，“君子之争和而不同”，我很惋惜失去了一位学术前辈和意见诤友。
毋庸讳言，我与吴建民大使在一些问题上，是有不同看法的，主要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时代观、二是威胁观，三是战争观、四是历史观。
首先在时代观上，吴大使一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谁一提到自卫战争就认为是“犯了时代性的错误”。其实，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时代观要全面、正确、辩证地理解，小平同志在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同时，还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是正在进行时，是未来时而非完成时。况且，在小平同志主政期间，他就亲自指挥打了几次自卫反击作战。
其次是威胁观，吴大使不认为西方国家对我们构成现实威胁，起码我们夸大了威胁，即便有威胁也不是主要针对中国的。但我坚持要直面现实，还是应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战略形势的判断上，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第三是战争观问题，吴建民大使反对一切战争，认为“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就要倒大霉”。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性质，由此采取不同的态度。
由于前三个问题，引发了第四个问题，也就是历史观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底是痞子、“拳匪”、百年“愤青”阻碍了 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首要对象？在现阶段，造成世界动乱的，到底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还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里涉及到基本的战略判断，涉及到我们研判世界大势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我们当然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一些热血青年的过激言行要进行科学引导、法制规范，但不能以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也要坚决反对某些人的卖国主义和投降主义言行，不可否认，这种言行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当前社会光谱的两个极端，我们社会的主色调仍然是积极、理性的爱国主义。
对我这些观点，吴大使未必认同，我对他的观点也未必理解得准确到位。可惜我听不到他的反驳意见了，我们的对话竟成为阴阳隔界的自说自话，扼腕唏嘘，我失去了一个修正或印证我的观点的值得敬重的辩手。即便有这样多的分歧，但我仍然认为，这些争论都是君子之争，可以和而不同。我们应该欢迎不同的观点，只要出发点是爱国的，兼听则明，闻者足戒。鹰派、鸽派、首先应该是爱国派！
其实，大家光注意了我与吴大使争论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我们还有合作的一面。在前年香山论坛筹备期间，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邀请吴建民做主持人是否合适，我表示完全没问题，吴建民大使有丰富的外交经验，适合作主持人。
在香山论坛上，菲律宾副总长就南海问题发难挑衅，把“南中国海”称之为“西菲律宾海”，还说南海是菲律宾的后院。在紧接着的提问环节，吴大使作为主持人，把第一个提问机会给了我，我迅速给予了有力回击。这就是外交和军队有效配合共同应对外部势力的成功合作。真希望与吴大使的这种合作能继续下去，可是没想到一场车祸，竟使我们的合作成为了绝唱。
斯人已逝，但吴建民大使忧国忧民的情怀仍历历在目，他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大会上高举右手投出庄严的发对票的那个镜头将永远定格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对自己观点的执着，不顾年迈劳顿，传经布道，值得钦佩。他的响鼓重锤，大声唏嘘，即便我并不完全赞同，也可作为一剂清醒剂，一个参照系，供我思考，供我警觉，伴我远行。
我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拙著《鹰胆鸽魂》，我认为，“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职责所在、使命所在。但鹰派应该是理性的鹰派，而不是莽撞的鹰派，应该要有一双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还要有一个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我们尚武、有血性，但我们更热爱和平。鹰派在坚持坚韧不拔的性格的同时，若再融入一些鸽派的理性、思辨，将会飞得更高，更远。”我想，这也许是我对吴建民大使最后的告白，吴大使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