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是极其不平常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危机席卷全球，给包括泰中两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幸的是，两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均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泰中两国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战疫」成功的典范，并都在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两国今年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解决贫困问题，保障就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向地方分配等是两国都共同面临的课题。中国提出在今年内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泰国也在为促进基础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而努力。
在此背景下，泰国社会发展与国民安全部长朱迪·盖勒日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向泰中两国读者介绍了泰国在扶贫方面的做法，畅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对泰中两国在经济、社会与国民发展领域开展合作的期待，并介绍了疫情后「新常态」下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做法。
记者：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有关您的报导，您指出担任社发部长的使命就是「让穷人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我想先请您谈一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一表述，并请您介绍一下泰国社会发展与国民安全部的主要职能。
朱迪：社会发展与国民安全部的职能非常明确，那就是人的培养，人力资本的发展，并通过人的培养延伸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泰国一共有2150万个家庭，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一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应该有权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希望能让这些孩子有更为公平的机会。社发部现在正在推动了一些政策，如：初生婴儿补助政策，每个孩子出生后，每个月可以获得600铢的补助，一直到6岁。现在的科学已经充分证明，孩子的智力开发和成长，头3年非常重要，87%都是在这一阶段发育成熟。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获得这份补助是走对方向了。
第二，泰国政府自阿披实总理执政时期起，就开始积极推行12年的基础教育，让孩子能读到高中毕业。但需要说明的是每个孩子的获得的机会是不同的，不是所有孩子都有机会读完这12年的书。现有数据也显示，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只占52%，而48%的学生没能高中毕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贫困。鉴于此，社发部尽力通过各种办法，为低收入的群体增加机会，让他们生活能继续下去。
我们看到，家庭致贫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贫困家庭一般孩子比较多。而社会问题很多又源于贫困。我们还看到，现在很多家庭问题都与单亲问题有关联。单亲的原因也有很多，在泰国来讲，未成年人未婚先孕问题比较突出，现有的数据表明，这些人群中，最后双方能走到一起抚养儿童的比例只有10%左右。在这些案例中，孩子成为这些问题的最终受害者。我们在深入小区中遇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应该让他们有「作为人的尊严」，让他们不要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为原生家庭的这些缺陷，也会在未来带来社会问题。这就是您提到的「让人获得有尊严」的来源。
记者：那在看到这些问题后，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朱迪：实际上，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我们完全借鉴了中国的模式。中国政府也已经邀请巴育总理率团访华，考察中国在解决贫困方面的做法。但可惜遇到新冠肺炎疫情问题，本来安排在这两个月就要成行的行程也被暂时延后。但我们已经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并套用中国的一些经验。
而现在我们的做法与中国也很类似：每深入到一个家庭，我们会有一个登记的小本子。（记者：中国有类似的贫困户建档制。）对，和中国的精准扶贫一样，我们会统计这个家庭有几口人，从事什么专业，有多少收入，有几个孩子，在哪里上学，学习情况如何等等。然后我们会去了解，他们家庭贫困的原因是什么。收入不够？没有职业？还是职业不稳定？我们还会了解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怎样，孩子有什么特长等。
在做好这些调研后，我们会研究怎样对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如学生缺少学习用品，是不是有来自企业界的捐献，政府有没有相应的预算，有没有「帮扶家庭」愿意对他们提供「一对一」的帮助等。
但这些帮扶措施我们无法一下子全面铺开，只能选择那些最贫困的家庭来优先提供扶助。但我们学习了中国多部门统筹安排的模式，整合各部委资源来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总理已经责成整个内阁，每位内阁成员都要对口负责2-3个府，在这些府治探索、推广类似的扶贫方式。具体工作由每个府去做，内阁部长则负责督促对口府治的扶贫措施落实情况，保证相关的措施都能很快取得具体成效。
记者：您认为泰中两国在经济、社会与国民发展领域还有哪些方面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
朱迪：我认为在相互学习方面，首要的是经贸。华人擅长营商，可以说经商是刻在DNA里的技能，我们希望华人能教泰国人做生意，双方应该加大贸易合作力度，扩大贸易规模。社会发展方面，我觉得泰中两国可以探索「双胞城市」的模式，即以旅游为纽带，开展双向城际互访、观光和深度学习交流。这样，双方都可以学习到语言、文化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投资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这是一种「文化旅游」。另外，在国民发展方面，我希望两国之间能加大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这里指的青少年是初、高中这一层级的学生交流，这将为未来扩大贸易、投资打下基础，并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互信。
举个例子，泰国的果农应该有机会前往中国考察，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市场需求，同时中国人也可以到泰国来考察果农的生产经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中国的中医药、生物科技非常发达，我们也希望中国可以向泰国传授先进的技术。
记者：泰中两国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成果举世瞩目。请部长谈谈泰国以及社发部在防控疫情方面的经验。
朱迪：首先是泰国人的纪律性非常强，这是值得称道的；其次是「集中权力，领导抗疫」然后是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各项措施。民众在疫情防控方面给予高度配合，已经让战疫成功了一半。
此外，泰国有着完善的公共卫生志愿者机制，全国一共有100多万名志愿者，每个村庄都有。他们负责给小区人员测量体温，发放酒精消毒液，强制居民戴口罩等。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好，非常严格，一个人要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都要经过检测，登记，如果体温超过规定直接禁止进入小区，这也让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记者：这一点跟中国很相似。中国也有公共卫生疫情防控人员和小区防控人员结合，封锁村镇道路，出入检测，登记等等。）是的，出入登记很重要，这样的话哪个人到了哪里都能被追踪到。
还有一点就是，泰国实时下令封城、禁止人员流动也给疫情防控带来很大帮助。以社发部为例，从2月份起，我就下令禁止人员对探访养老院，安排专人在养老院给他们做饭，暂停接受物品捐助。最终，我们泰国的养老院没有任何一人因新冠非疫情而死亡。这一点西方国家不同，我们迅速禁止外人对养老院探访，也给疫情防控起到很大帮助。
记者：在「新常态」下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两国均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第二季度GDP实现3.2%增幅的「逆势增长」。泰国方面，则被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指数报告显示，泰国疫情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表现在亚洲排名第一，全球第二。您怎么看待两国在「疫后」恢复生产生活方面的表现，社发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推广？
朱迪：中国做的非常好，但泰国来说，还不能说是恢复社会经济生活最快的国家——我们有清晰的「解封」路线图和顺序，这个解封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相信一点：如果疫情不得到控制，经济重启就无法实现。我们看到，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经济出现问题，都是因为过早开放后出现第二次疫情，然后又重新封锁。泰国不同，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听从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慢慢一步步放开限制。准备好的行业就开放，没准备好的就不开放，我们「心肠硬」一些。因为我们相信「死人是无法工作的，也是无法纳税的，只有人活着才能工作，才能纳税」，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
社发部在恢复经济生活方面，也是侧重从贫困家庭入手，我们社发部有一个名为「Day Care Night Care」的计划。这个项目除了扶贫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促进就业。具体做法是由社发部牵头，建立贫困、单亲家庭儿童的「昼夜托儿所」。将这些儿童妥善安置在托儿所后，单亲父母就可以腾出精力来参加就业，给家庭增收；孩子们在托儿所，可以接受到一定的知识，避免了接触外界不良的环境；政府也可以提升就业，解决贫困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多赢的局面。
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提出的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和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的5大举措，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承诺，一旦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目前，两国的新冠疫苗发展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双方的疫苗研发部门也在开展合作。在这方面，您觉得两国在疫苗方面应该怎样加强合作。
朱迪：我也看到相关的报导了，昨天我刚看到的新消息说，中国陈薇院士团队的新冠疫苗已经申请专利成功。美国在此前还污蔑中国窃取了美国的疫苗数据，所以中国也是时候展示自己的技术给他们看了。在疫苗方面，泰国总理巴育上将和中国国家领导人均保持顺畅的沟通交流，中国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因此，两国在疫苗合作方面我很有信心。我相信，我们之间这份特殊情谊，将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近期，泰国国内爆发了学生示威活动，巴育总理和内阁成员反复呼吁保持克制和冷静，从多方获取信息，加以甄别，不要勿信谣言。在此，我们要强调，学生示威活动有明显西方背景，是「香港模式」在泰传导的体现。我们要珍视「泰中一家亲」的特别友谊，学生示威活动不能成为西方一些人干涉我们内部事务的借口。所以，我们要吸取香港教训，避免泰国出现类似香港的问题。
（图文：记者/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