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无人生还消防队:幸存战士一度开灯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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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无人生还消防队:幸存战士一度开灯睡觉

  2015年9月10日,天津港消防支队第五大队,教导员王津正监督新到岗的消防员训练。近一个月前,他失去了几十位战友。A18-A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天津无人生还消防队:幸存战士一度开灯睡觉

  2015年9月7日,天津港消防第五大队,新到岗的消防员们正在训练。

天津无人生还消防队:幸存战士一度开灯睡觉

  2015年9月10日,天津港消防第五大队,消防员们正在训练爬高梯。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发生前,整个天津港消防支队包括后勤共有230多名消防员,其中能上火场的战斗员有100多人。

  截至2015年9月10日,天津港牺牲加失联的消防员为80人,几乎全是战斗员。

  王津掰着手指头算:“战斗员相当于损失了一多半,一、四、五这三个队就相当于没了。”这位40岁出头的教导员,怀念他的五队。“五队还有人,他一定能重生。”王津和幸存的队员们,还没来得及抚平失去战友的悲伤,就要打点重新出发的行装。

  天津港爆炸事件一个月,对那些消防员来说,如何直面恐惧、走出阴霾,值得记录。

  8月18日,新京报报道了《消防第五大队,没人活着回来》,出警25人,全部牺牲。

  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我们依旧把视角放在第五大队,“五队”的重生轨迹,或许就是天津消防系统“伤愈”之初。

  从地图上看,东疆港像是陆地伸出的一柄长刀,砍进了渤海。

  天津港消防五大队,就在这大刀的“刀尖”上。从队里出港,需北行,再西进,开上15公里。宽阔的路上车辆极少,一路海风树影,温润、宁静。

  这是教导员王津回家的路,每到周末,战士们总爱蹭他的车出港,王津打趣道:“你们倒挺聪明,每次都捡好车坐。”有了他们,一路上总是笑笑闹闹。

  这也是8月12日五大队25位消防员出警的路。那天深夜,天津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全队无人生还。

  爆炸发生后,这支消防队一度陷入死寂。即便是幸存者,也需要面对一场战斗,不是对抗突发和解决火情,而是关于如何“让五队活下去”。

  “我们现在的关键根本不在于重整装备、重起大楼,而是重建人心。”王津猛吸了一口烟,顿了顿。

  “但我们回来了。而且会比以前更好。”他在“回来”这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一个人也要出警”

  爆炸后的一个月,五队共出警三次。“最艰难的时候我承诺过,哪怕只剩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我们也要出警。”教导员王津说。

  一转眼,他们的身份变成了幸存者。

  教导员1人、战斗员3人、民警3人、电话班1人、司机班两人。他们因为轮休、请假或岗位原因,躲开了这场劫难。

  一个月后,爆炸留下的痕迹已经不多。在五大队,新的秩序在重建。

  出警的25位消防员牺牲了。人员相对充足的天津港消防二队、六队向五队补充了10位消防战士,加上爆炸时未出警的3位战斗员,算是凑齐了3个战斗班。

  出警的6辆消防车都被炸毁了。支队又调了2辆到队里,锃亮的,停在车库中央。

  车库也被震坏了,地上撕开一条大口子,整扇门垮下来。维修工人来得很快,连着几天赶工,5米高的红色大门重新立了起来。

  新的消防设备也到了,车库里挂上了新的战斗服,13件,一尘不染。

  从爆炸发生到9月10日,五队共出警三次,一次是车祸,另外两次,是一个垃圾堆场的遗留杂物起火。这些遗留杂物,正是来自爆炸现场。

  在五队的辖区里,开辟了一个两万平米的临时储存场,那些焦糊的、来路不明的集装箱碎片就堆放在这里。

  一位出警的消防员说,“那里不能多去,简直是一座伤心博物馆。”

  但他们还是去了。

  不幸中还有万幸,爆炸没有毁掉五队的余脉:当天休假的人里,有两个战斗班班长、一个战斗骨干。

  “现在他们能挑大梁,没问题。”王津说。

  这位五大队的教导员,空下来的时候,走到哪儿都拿着烟灰缸,一天能抽几包烟,这是情绪的唯一出口。

  “最艰难的时候我承诺过,哪怕只剩一个人、一辆车、一个司机,我们也要出警。”王津说这话时,眼睛一直盯着我。

  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把队伍重新建起来。

  这两天,他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一个月前的那件事,我已经忘记了。”“那些人,我这辈子都不忘。”

  最后一声嘶吼

  在前方,爆炸前一分钟,电台里传来了一声嘶吼,来自一个未知的声音,“撤”。

  真的忘记了吗?

  其实,王津记得比谁都清晰。

  爆炸那天,天津港消防四大队首先接警,因为火势严重,距离较近的一大队和五大队奉命增援。

  8月12日22时57分,五大队出警,车开得很快。在五大队附近办公的一位民警见到了这支队伍。当时民警开着轻便的警用轿车,和五大队几乎同时出发、同时到达。“他们还要穿装备,还开着大车,要多训练有素,开多快,才能赶得上爆炸?”

  23时11分,五大队后方电话班接到电台报话,前方战友汇报:“五大队,请记录一下,咱们现在已经到达了火灾现场。”

  这是后方接到的最后一次电台报话。

  在前方,爆炸前一分钟,电台里传来了一声嘶吼,来自一个未知的声音,“撤”。

  “根本来不及,没撤出来。”一名司机回忆。

  19岁的战斗员苏循程刚到队里不久,业务还不熟。那天他没有去,只是跟着大家下楼,坐在车库里等战友回来。

  20分钟后,他等来了一声巨响,一朵照亮海港夜空的蘑菇云。消防队停电了。

  下班在家的王津也看到了蘑菇云。这位从业20年的老消防知道事情有多严重。看到微信群里的聊天记录,他知道五大队出警了。

  赶紧拨队里的值班电话:“咱队是爆炸之前还是爆炸之后赶到的?”值班员回复:是之前……

  凌晨1点20分,爆炸过去近2个小时,依然没有来自现场的消息。王津给带队出警的队长赵飞发了条短信:“飞哥,我很担心你们。”没有回复。

  他奔回队里,开着仅剩的抢险救援车往火场赶,“说实话,这辆车在火场起不到多大作用,我只是想把我的兄弟救出来。”

  但此时火场已经封锁,消防车到半路被拦下来,领导把他叫了回去。

  苏循程依然在楼下等着,等到早上五点。等到一天、一周,五队无人归来。

  战斗员出发前整齐放在床上的手机,好多都有200多个未接来电,留守的苏循程一个也没接过,他不敢接。

  失去的不仅是五队

  “我们这不成现实版的《集结号》了吗?五队不成九连了?我不成了谷子地了?”王津眼睛红了。

  被确认牺牲的那天,五队一楼大厅的监督栏上,原队长赵飞、执勤队长张奇的照片被取下来了。

  队里的民警吕鑫说,大家没法面对,“每天都从这儿过,看着伤心。”

  出警的25位战友中,有1位队长、1位执勤队长、14位战斗员、3名电话员、6名司机。

  苏循程怕教导员出事,总跟在王津身后。有一天,王津去赵飞的办公室,恍惚间出现幻觉,看到了赵飞的身影,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们这不成现实版的《集结号》了吗?五队不成九连了?我不成了谷子地了?”王津眼睛红了。

  电影《集结号》里,连长谷子地带领九连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惨烈的战斗中,除了谷子地,其余47人全部阵亡。

  留守的李泽华无法想象战友牺牲时的惨烈,留给他的只有残忍。

  在殡仪馆,横在他眼前的尸体,用蓝布包着,揭不开,不让看。李泽华只能摸,从左脚、左腿、腰、肩膀、到头,停住了,头已经不完整了。再摸到右边,裤管空荡荡的。

  那是他最好的伙伴刘志强的遗体。

  李泽华和战斗班的刘志强、柳春涛、董泽鹏、苑旭旭同在河北蔚县一个村子里长大。五个人不分彼此,甚至共用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现在,他只能自己用了。

  以前,每次伙伴们出警,李泽华都会在楼下等着;现在队里再接警,他再也不愿意下楼了,“还等谁呢?”

  一位天津港消防系统的领导为逝去的小伙子惋惜,港里的新兵,都是“三个月就进火场”。这三个月培训,更多的是练体能、熟悉器械,在灭火的知识储备上,可能仅仅在“普及”阶段,还远不足以应付危化品爆炸这样的灾难。

  他介绍,在西方,消防员是终身职业,仅训练就要持续三年。必须对消防的方方面面都了解透彻,才会被允许进火场。

  王津承受的,是伤痛。这一个月里,他从不出席追悼会,拒绝一切可能接触到逝者和家属的机会。“无言以对。”

  那些兵,在他眼里的孩子,不过十八九岁,很多来自河北、山东、东北农村,“大多数是为了挣点钱。”

  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五队。这个在天津干了整整20年的“老消防”,把天津港公安局、消防队的牺牲名单摊开,一半以上是他的旧友。

  天津港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郑国旺,从小到大的同学,“今年是我们毕业20周年”;天津港公安局副局长陈嘉华,与王津在公安局消防科共事过;四队教导员张干生,也是五队前任教导员,他留下的一盆花还摆在窗边,一抹新绿;一队队长陈勇军,是王津在公安局消防科教战训灭火的师傅……

  王津把手机通讯录里很多个名字都删除了。陌生的号码反而让他感到安全,而那些熟悉的名字会提醒他回到现实。

  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有着复杂的心理:一面想要重整旗鼓,一面想要缅怀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那是一股难以自控的情绪。“同时做到这两点,太难了。”苏循程说。

  “我不要做逃兵”

  苏循程不再提回家的事,他说他不怕出警,不怕训练累,甚至不怕“把命交待在里面”。

  最近,苏循程做了个决定:留下来。

  离队的想法是爆炸之前就有的,这个东北小伙儿今年19岁,看起来却像是十五六岁,休息室里,他一边看着手机视频,一边啃着小浣熊干脆面。

  成为战斗员之后,队伍每天都要环着港口跑3000米,体格瘦弱的苏循程总是很吃力,要靠队友拉着,队长在后面开车赶着,才能跑下来。

  受不了如此高强度的训练,小苏动了走的心思,想回东北老家,换个工作。

  这次爆炸发生,他没有去现场。

  爆炸前几天,队长问他是否可以出警,他回答:“没把握,半个月之后应该可以。”

  这让他成了幸存者。

  “幸存者”有段时间也是痛苦的,有同伴说他“命好”,但他理解这话的背后,有“怕死”的意味。

  “我已经是老队员了。我不是逃兵,也不要做逃兵。”他有点严肃了。

  苏循程不再提回家的事,他说他不怕出警,不怕训练累,甚至不怕“把命交待在里面”。

  其实,短短一个月,远没有让这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消除恐惧感。

  恐惧感来自于战友的集体牺牲,和以后未知的战斗。

  但是他们还是要去,为了战友,也为了自己。

  9月3日,新任执勤队长平伟出警,明明人手够,一个和他关系好的消防员偏要跟着去:“我怕你死了。要死,一起死……要走出来,就一起走出来。”

  与苏循程的想法类似,五队没有一位消防员因为爆炸而申请退队。

  爆炸后,王津的微信签名改成了:我最后一个离开。

  现在上下班,王津不得不经过爆炸发生地。车窗外人声鼎沸,成百辆卡车拖着巨大的集装箱的遗骸呼啸而过。

  上班30天,走了60次。每次他都提醒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五队还有未来,尽己所能把队伍带好。因为,还有新人到来。”

  五队新来的年轻人

  好几个新来的小伙子,也能记得住战斗员的行为准则,“有一条是,勇敢、顽强、坚决完成任务。”一个小伙子说。

  五队又新来了10个小伙子,都是战斗员。

  算上家属、后勤、食堂人员,全队现在充实到了37人。王津点点头,又成了一支队伍。

  9月9日下午2点,五队召开了新队员入队后的一次重要会议。王津主持,3位民警、6位消防员参加,其中一半都是新人。劫后余生,这是新的骨干班子。

  会上,王津将新老队员打散,分了新的班级,班级里,每个人都有了新的编号,每个编号对应的职责不同,守土有责。

  一班、二班、三班、电话班、司机班、后勤班,“班长分别是谁?”每一个新队员,王津都会认真地念一遍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抄写在本子上。

  一起确定的,还有五六页的新制度,包括对消防员的请假销假、出警、训练。打印出来,每个班都拿一份,放在宿舍最显眼的地方。

  在军事化管理的队伍中,很多会议都是“有事说事”,但有一次,让苏循程印象深刻的是,王教对大家说了句题外话。

  “别为那件事伤心,只要有咱们在,五队还能重新再起来。”

  在新队伍里,爆炸被称作“那件事”,少提,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好几个新来的小伙子,也能记得住战斗员的行为准则,“有一条是,勇敢、顽强、坚决完成任务。”一个小伙子说。

  消沉之后,五队又有了生机。

  苏循程在宿舍里不是孤身一人了,新室友入住,他也不用像几天前一样“整夜开灯睡”。

  队里的篮球赛恢复了,两队的小伙子们闪展腾挪,叫着“传球”、“漂亮”,也为了一场比赛的胜负互不服输,相互吵架。

  吵架之后,又是训练,大伙在一座15米高的单体建筑上爬高梯,有说有笑,又成兄弟了。

  9月7日下午,新调来的消防车调试功能。测试发现,有一辆车的“中压出水口”有问题。阀门打开,白色水柱喷涌而出。

  还没等管机务的民警下来调试。一位消防员玩心大发,举起水枪:“这样行不?咱直接拿着水枪朝他三楼窗户喷水,他自然就下来了。”

  大家都踊跃“叫好”。有人嚷着,“顺便给王教的窗户也来上一枪。”

  这群黑衫青年,把身体靠在背后艳红的消防车上,笑成一团。

  王津喜欢营地里有欢笑打闹声。

  他这两天挺累的。

  9月9日晚上,忙完一整天,他开车沿着那条路出港。

  回家要28公里,他打开音响,张国荣和谭咏麟的歌钻了出来。“都是20多年的老歌,就是听不厌。”

  张国荣唱到《风继续吹》时,他完整地跟着和了一段;“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

  渤海湾夜风温柔。车外,就是那片爆炸后的废墟。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沈威 天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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