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政治人物中,只有孙中山做了这种事情。

孙中山做此事,你多半没听过

图注:1916年春,孙中山在日本与友人合影

短史记第419期

孙中山第一个意识到,欲兴民权,须先教民众如何民主开会

近日,全国政协通过决定,将在201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台湾方面,则在今年以发行邮票、上演京剧的方式纪念孙的150周年诞辰(孙出生于1866年11月12日)。那么,孙中山身上,最该被纪念的东西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应该要数《民权初步》,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开会的书。

孙想教国人怎样开会,最晚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据蒋梦麟回忆,武昌起义前,孙曾拿了一本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书,交给他和刘成禺,要他们译成中文,并强调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西方“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蒋、刘二人虽然口头答应,终究没当回事。①

“罗伯特议事规则”出版于1876年,以美国众议院议事规则为蓝本;经不断修订,时至今日,仍是美国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为将这种议事模式传播给国人,孙还曾拜托过廖仲恺来翻译。但廖的回应与蒋、刘二人差不多,“当时兄弟以为这种书干燥无味,太没意趣,所以不甚当心,遂置诸高阁。”②

1916年,孙终于决心抽出时间,亲自动手编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考虑到国人文化程度较低,孙选用了一位美国妇女运动先驱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同类作品(该作品是写给美国一般女性阅读的,较为通俗),作为译写的底稿,并参考了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内的其他几种资料。1917年春,该书出版,定名为《会议通则》。为扩大传播,孙在报上公开声明,放弃版权。③稍后,为引起关注,又将书名更改为《民权初步》——孙对国人明言:要让“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先要先学会怎样开会。

孙的这种认知,相当超前。当时流行的风气,是“启蒙”民众,跟他们讲:你们应该有“民权”,你们应该去争取“民权”,但没有人说得清“民权”具体该怎样操作。惟有孙,用了5万余字,来教民众如何开会——包括如何召集会议、如何提出议案、如何议事、如何表决……等等。孙曾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厌其烦,写了5万余字,是因为写的乃是一本“兵家之操典”, 不是用来诵读的,而是用来练习的。

孙中山做此事,你多半没听过

图注:法国大革命三级会议场景。大革命期间,曾有代表建议采用英国下院的议事规则,但遭拒绝。大革命后来陷入血腥、无序,最终偏离了革命的初衷,与此有不小的关系

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教民众如何民主开会的人

该书可操作性极强,158个小节,解决的全部都是会议中可能遇到的真问题。譬如,书中规定,所有提交讨论的议案,必须统一“从正面主张,不可从反面主张”,应该说“我主张做××事是有利的”,而非“我主张做××事是不利的”,以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再如,常有开会时议员够法定数量,但中途有人离场又导致议员不足法定数量的情况,这时候,会议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书中给出的规则是:会长没有主动中止会议的必要,除非有议员提出缺额问题,则须停止讨论,清点人数,若已不足法定数额,则宣布散会。④晚清资政院、民初国会开会时常常乱作一团,以至于袁世凯甚至指责民初国会除了给议员自己制定高工资,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对国家有利的决议。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合格的民主议事的规范。孙中山写五万字的《民权初步》,也正是基于之前的这些教训。⑤

不过,真正能把这五万字读完的,当时可谓寥寥无几,胡适算其中一个。胡曾说,自己在康奈尔大学学生会里,实战演练“罗伯特议事规则”,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主政治、怎样去做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所以,在看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后,“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⑥胡还说,在孙的所有著作中,《民权初步》最为重要。

可惜的是,如胡适这般了解《民权初步》之价值者并不多。所以,该书在中国近代并未发生孙中山所期望的效果。孙中山去世后,国民政府长期忽视该书。1940年代,熊式辉曾无奈感叹:如果开乡民大会,“以我的经验,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⑦可见,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层次的会议,也没有拿《民权初步》作为指导,所以还是很混乱。直到1950年代,台湾推行“地方自治”,《民权初步》才再获关注,为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打下了民间基础。⑧

略而言之,在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中山是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教普罗大众如何开会的人。可惜的是,直到1989年,大陆才有学者首次把孙中山念念不忘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进来,至于推广普及,似还无从谈起。

孙中山做此事,你多半没听过

图注:民初国会会场。邹鲁曾形容:“国会系一群狂狗乱吠的地方。”可见其开会没有民主规则,混乱至极

注释

①黄季陆,《蒋孟邻先生与国父的关系》,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另可见: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②《作事必须有恒心》,《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63,P159-160。③《孙先生牖民之作》,《民国日报》1917年3月5日。④孙中山,《民权初步》。⑤可参见: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⑥《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P54-55。⑦李启成,《议事之学与中国近代的民权演进》,《法学家》2013年第3期。⑧1952年,台湾“内政部”部长黄季陆,曾领导“民权初步研究小组”,依据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制定会议规范,于次年5月定稿,以部令颁布施行于全岛。参见:刘竟涛,《黄季陆先生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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