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记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项政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请您介绍一下，我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推行计划生育的？

王培安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医疗条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快速增长，从建国初期的5.4亿人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人，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日益突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上世纪70年代初,国家全面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之后，国家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2.记者：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哪些成就？

王培安副主任：40多年来，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是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发展提前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生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当。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等会比目前低20%以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三是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力资源支撑。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实践证明，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推行计划生育，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3.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

王培安副主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科学制定实施方案，依法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等渠道以及基层干部入户随访等方式，广泛宣传、解疑释惑，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同时，简化再生育办理，妇幼保健服务及时跟进。到2015年9月底，全国有176万对单独夫妻提出再生育申请，再生育申请数量平稳增加。在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情况下，2014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7万，二孩出生人数明显增加。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生育水平变动符合预期。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迈开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释放了部分生育势能，有利于客观把握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4.记者：全面两孩政策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王培安副主任：全面两孩政策，是指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继单独两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这是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一是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育龄妇女数量逐步减少，特别是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下降较快。群众生育意愿发生转变，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二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三是家庭规模缩小，养老抚幼、互助互济等传统功能弱化。这些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今后几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是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利时机。遵循人口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期盼，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5.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王培安副主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今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及相关部门，围绕“十三五”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和应对老龄化政策进行了专题研究。今年3月以来，国家卫生计生委又组织若干研究团队，就全面实施两孩政策进行了多方案测算和研究论证。先后召开了近百场研讨会，听取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领域专家和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相关部门的意见，到20多个省份开展了深入调研，会同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反复论证，形成了系列研究报告和有关全面两孩政策的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6.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否意味着要取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王培安副主任：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后，预计2030年我国总人口为14.5亿人。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将客观存在。同时，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赋予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新的内涵。当前，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就是要实施好全面两孩政策，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引导家庭负责任、有计划地安排生育，调控人口总量、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家庭幸福和人口均衡发展。

7.记者：请问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王培安副主任：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决策部署，需要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配套法规，依法组织实施。

8.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生育还要不要审批？

王培安副主任：按照中央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的部署，我们已经在全国实行了一孩生育登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取消二孩审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准确掌握生育信息，重点加强优生优育、避孕节育、妇幼健康的咨询指导，落实免费的卫生计生服务项目。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可到一方户口所在地或现居住地办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各省（区、市）制订。符合规定条件要求再生育的，仍需要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卫生计生部门将进一步简化程序，做好服务，方便群众。

9.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如果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能否享受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优待？

王培安副主任：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提倡按政策生育。对自愿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妻，不再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等相关奖励优待政策。之前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继续按规定的条件、标准、年限，享受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已经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要求再生育的，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此前享受的不退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各地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力度，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10.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内会不会导致出生人口大幅增长？

王培安副主任：现阶段，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

11.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孕产妇特别是高龄孕产妇会增加，如何保障母婴安全？

王培安副主任：据测算，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妇女约60%在35岁以上。政策实施后，高龄孕产妇会明显增加，发生孕产期合并症、并发症的风险增大。为此，一要增加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供给，加强技术人员的培训；二要做好分级诊疗，引导群众合理选择助产服务机构；三要加强咨询指导，增强孕产妇自我保健能力；四要完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和机制，确保急救通道畅通。总之，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母婴健康安全。

12.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资源环境会带来什么影响？

王培安副主任：我国在制定资源环境中长期战略规划目标时，已经为生育政策调整完善预留了空间。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能源、粮食等供给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资源环境压力略有增加，但不会影响国家既定资源环境战略目标的实现。

13.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

王培安副主任：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短期可以直接拉动对妇幼健康、婴幼用品、托幼服务、教育等领域的消费。长期看，到205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3000万左右，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将带来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医疗卫生、儿童照料、教育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压力。通过加大投入、盘活存量、优化配置，是完全可以应对的。

14.记者：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什么还要稳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网络和队伍？

王培安副主任：全面两孩政策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幸福安康。要把这件好事办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内容更丰富了，要求也更高了。既要帮助群众生好孩子，又要管控可能出现的风险。需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出生人口动态监测，引导群众合理安排生育，防止出生人口出现大幅波动。必须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稳定县乡计划生育行政管理、技术服务和群众工作队伍，保证各项服务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宣判现场

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消息，北京东城区法院今日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庞国钦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北京东城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庞国钦构成危险驾驶罪，一审被判拘役3个月，处罚金3000元。

近日，一段“摩托车北京二环13分钟跑完，最高时速237公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当事人庞国钦被网友称为“摩托车二环十三郎”。

2015年10月1日庞国钦被警方抓获，随后，庞国钦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不久之后，北京东城检察院对其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

公诉书中指控，2015年8月22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庞国钦为寻求刺激，驾驶无牌照的雅马哈牌R1型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由北京市东城区玉蜓桥出发，仅用时13分43秒绕行二环主路外环一周，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行驶，且多次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变道超车，摩托车迈速表显示最高时速达237km/h。

经鉴定，其中部分路段的平均行驶速度为151km/h。被告人庞国钦后于2015年10月1日被抓获，摩托车等物证已扣押。

案情回顾：“摩托二环十三郎”受审 曾两次差点车毁人亡

据北京青年报讯(记者 李涛)曾经因为仅用时13分43秒驾驶摩托车绕行二环主路一周而被称为“摩托版二环十三郎”的庞某某如今已是追悔莫及，面对预审员，庞某某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后悔。他说自己花3.6万元买了一辆雅马哈牌R1型摩托车，在明知无牌照上路是违法的情况下，于今年8月22日凌晨3点，从玉蜓桥上的二环主路，以237km/h时速绕行一周，用时仅13分43秒，他还把整个过程录像并传到网上。

在庞某某违反禁令标志驾驶摩托车超速过程中也曾遭遇几次危险，他回忆说第一个险情是行至左安门桥第一个弯道时，虽然事先在卫星地图上看过几遍，没想到实际上弯度那么大，当时车速太快，光线也不好，过弯道时没压住跑了出去，想起来很后怕，如果当时没有控制住车甩出去，以当时200km/h的速度肯定是车毁人亡了。后边还有一次他在超越一辆微型面包车时，两车相距只有40cm到50cm，如果真撞到了，不仅自己车毁人亡，也一定会给对方造成很大危害。现在的庞某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提醒广大车友不要模仿自己，以免害人害己。

北京交警提示，两轮摩托车超速行驶时驾驶人不能全面、准确获取足够的道路信息，对速度的判断能力下降，超车、会车的机会增多，极易引发事故。特别是与汽车相比，两轮摩托车体积小、自重轻，稳定性差，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一旦遇有突发情况，不仅制动距离长且车身极易出现摆动，如与其他物体相接触极易出现侧滑、翻滚，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

一直以来，为保障我市道路交通安全，交管部门持续加强对摩托车的管理，全天禁止摩托车在二、三、四、五环主路通行。针对摩托车进入禁限区域、超速行驶、违法载人载物、驾驶人、乘车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交管部门严格查处，依法处罚。同时，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朋友要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自觉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法车辆，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交通环境。

调查

地下飙车圈：隐秘而疯狂的冒险

庞某某告诉北青报记者，拍摄视频是“为了在车友间交流”。事实上，从当年的“二环十三郎”开始，热衷于用自己的方式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地下飙车圈已经多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由于他们群体庞杂、行动隐秘，一次次成为公众探究和追问的焦点。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隧道毗邻奥林匹克中心区，目前已经被监控系统全程监控，并安装上减速带等设施。在今年4月以前，这里和周边的天辰西路曾经是一群拥有“超级跑车”的飙车族的“圣地”。

“每到夏天的晚上经常能看到十多辆‘超跑’在路边集结。”家住附近的宋先生说：“有法拉利 、保时捷、兰博基尼等等，全是豪车。有的车改装过底盘、排气系统，车身贴着特别亮的贴纸。”

每天21时左右，这些车辆陆续到这里集结，凌晨“开赛”，附近的居民大多听到过隧道里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飙车现场的图片也会被发布在网上论坛、贴吧等处。

“除了少量原装进口的‘超跑’外，现在我们发现的地下飙车车辆大多为经过非法改装的中低档车型。”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负责人说。

“开好车的有开好车的玩法，我们有没钱人的玩法。”这个群体更热衷于在自己经济实力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压榨经济型轿车等相对低端车型的动力，追求最高的速度。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路，一条地处偏僻、缺少监控设施的断头路，一度是改装车“0-400”直线竞速的地下赛场。聚集在这里的车可达上百辆，从宝马到POLO，各种改装后的车型均有。

在2013年被媒体曝光后，这条道路也已经安装了减速带、监控设施等，不再有人飙车。

飙车的时间、地点绝不对外人，特别是媒体透露。地下飙车的“规矩”越发严格，飙车者的行为也更加隐秘、分散，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追逐“飞翔感觉”的疯狂。

内存

危险驾驶罪可被判拘役6个月

北京警察学院有一条模拟多种路况的赛道，北青报记者乘坐职业赛车手驾驶的专业赛车进行一番体验。当车手以80公里的时速通过连续弯道时，坐在副驾的记者几次感觉到了车辆即将失控的恐惧;在直道上车辆瞬间加速到160公里时速，强烈的推背感、失重感袭来的同时，记者也明显能感觉到，对方向盘的微小操控都会带来车身的巨大动作。

“在公路上，车流往往是双向的，还有可能出现人行横道、红绿灯等各种情况。如果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驾驶者的反应速度很难跟得上，即使做出反应了，你的驾驶技术也不可能达到高速状态下处理突发情况的要求。”职业车手、北京SSR速胜赛车运动培训学院董事长葛昕介绍，即使是备受车迷追捧的“超跑”，与真正的赛车也有很大差距，并不能满足高速驾驶在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

北京警察学院教授柳实曾在赛道上创造过时速280公里的纪录，在他看来，地下飙车族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于赛车运动“无知的冲动”。“追求速度的激情可以理解，但是从专业赛车的角度来看，公路飙车的行为更多是一种炫耀，表现出来的也是无知。”柳实说。

“比如说在公路上飙车，是否考虑过自己所用的轮胎合适不合适，车辆的改装是否符合动力学等科学依据，当时速达到160公里时发生碰撞事故，车上人员是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在公路上飙车时，是否考虑过自己能否驾驭这种速度?”柳实认为，对于公路飙车行为应该进行更加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可以考虑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除了罚款、坐牢外，对这些飙车的人终身禁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刘砺兵告诉记者，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设置了几项罪名规制飙车行为。“只要存在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即便没有造成其他的危害或者后果，也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面临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的处罚。如果导致了生命财产的损失，行为人就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甚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刑罚。”文/新华

如果政知局小编没猜错，昨晚您的朋友圈被“放开二孩”刷爆了吧？当然，您恐怕也注意到更多，比如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是由总书记而不是总理就五年规划建议讨论稿作说明。

小编也听说了，这是30年来首次由总书记出面来做这件事情。为此小编特地翻阅了历史文献，的确，1985年，时任总理就七五计划建议作了说明，此后几次计划（规划）建议，都是由总理来说明的。

那这次“罕见”的变化能说明啥？政知局小编倒是觉得，也不用太深究，既然惯例能养成，当然也能打破。这些年来，见到的打破惯例也不少了吧。

解读一

“十三五”指挥棒有什么变化

不少人已经发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里，可以看出习近平亲自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讨论稿）》有两个前提，一个是过去一年里，政治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工作；一个是“十二五”时期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了现代化建设。

对此政知局小编觉得，上述前提可做两方面解读：一方面是，有关“指挥棒”的说法变了。拿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来说，当时的提法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拿上一次全会即十八届四中全会来说，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而这次在邓小平理论之前，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免让小编想起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因此，前30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写进公报；后30年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样继续指导实践。

当然，政知局小编说的后30年的指导思想还要再加上这个——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个新指导思想，从系列讲话精神、“四个全面”进一步演化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就是小编想要说的关于“指挥棒”另一个方面的解读。

解读二

总书记作说明很意外吗

不少人纷纷点出这次是时任总书记30年来首次就五年规划（计划）作说明。政知局对此觉得，也有几个方面可以说说。

其一，从十八大以来，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全会上作相关说明。事实上，除了十八届二中全会，李克强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讨论稿）》作说明外，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决定相关文件，都由习近平来作说明。这次不过是延续前两年的做法。

其二，根据披露，这次的“十三五”建议稿是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成立起草小组，并直接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各位都能看到，十八大以来，高层一方面高度重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统揽全局。身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也兼任中央深改小组、财经领导小组、国安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多个机构一把手。因此，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还是“十三五”，都是其具体负责的领域，由他出面来作说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三，既然习近平主导全面工作，一方面他更能统一集纳领导集体的智慧，形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掌握全面情况，更能将高层意图说清、说透，将信息准确有效地传递给中央全会，还有什么比“解释权归总书记”更权威的解释么？

早在7月21日，政知局推送过题为《“十三五”规划对习近平来说有多不寻常？》的文章，提到自从到地方任职以来30年，习近平始终重视长远规划。“十三五”规划不仅是他全面接手后的第一份规划，也是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根据小编了解，早在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强调“要着手启动‘十三五’规划前期准备工作，开展有关重大问题研究。”而此后围绕“十三五”规划编制，他至少召集全国过半省份“一把手”商讨。

从一开始酝酿提要求，到各地调研，到今年两会期间透露“正在集中思考‘十三五’规划”，再到五中全会。可以说，“十三五”规划始终都是习近平亲自谋划推动的重要工程，他来作“说明”，也算是做事情有始有终。

解读三

没其他猛料 全会主题更突出了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政知局小编不少同行纷纷做出预测，看此次全会除了“十三五”规划以外，还有几大看点值得期待。不瞒各位，就是小编私底下也在臆断，会有什么意外的猛料出来？

最后如你所知，除了“放开二孩”政策，其他的安排并没有让人太意外。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也让全会主题更加鲜明，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规划本身，放在中央谋划的全局上来。虽然我们知道，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想做的事情还更多，不妨好好消化全会公报，然后等着看吧。

来源：政知局（微信ID：bqzhengzhiju）

刘乔安图：台湾《联合报》/黄义书 摄

“反服贸女王”刘乔安涉中介跨境卖淫，昨晚开记者会表示，从没介绍任何人到美国，因要配合司法调查，所以第一时间没对外发言，再有任何不实谣言和指控，她都会提出告诉。（图自台湾“中时电子报”）

中新网10月29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去年卷入卖淫风波的“反服贸女王”刘乔安，因遭美国在台协会检举涉及跨境卖淫集团案，警调前天约谈、搜索主嫌戴君仪、中介卖淫的钟宜姿、刘乔安3人，台北地检署复讯后，昨依“人口贩运防制法”谕令戴50万、钟20万、刘5万(新台币，下同)交保，均限制出境、出海。

陪吃饭7万 陪睡50万

检调初查，该卖淫集团有近百人名单，不乏知名小模及饭局妹，买春大亨遍及两岸三地名流、富二代，价码从50万到数百万（约合人民币20万）之谱，检调已再通知10多人于近期到案说明，小模伴游陪睡的神秘面纱将一一被掀开。

据了解，戴君仪集团去年起至少已经招揽10多名年轻美女、小咖艺人赴美国拉斯韦加斯等地从事高档卖淫，并以“吃饭”、“性交易”区分，吃饭价码7万元起跳，性交易行情最高达50万元。

而这些女子伴游接客对象，除了两岸三地的富商，另有在美经商的台湾富商、美籍华人，但也有外国籍的应召客。

刘乔安昨天办妥交保后，在友人骑车搭载下，不发一语离开，并在晚间开记者会澄清喊冤，否认中介赴美，仅承认与钟女是闺密好友。

约谈5女 2人坦承卖淫

台北市调处昨天约谈5名女子，检察官亲赴市调处复讯5女，查证本案主嫌戴君仪接触及安排赴美卖淫的过程，确认其中1人曾是知名电玩代言人，曾cosplay知名动漫角色的L女，另有1女艺人则是以身材火辣在业界闯名号。

约谈过程中，有女子指控当初讲好赴美只是单纯“伴游”、“陪吃饭”，到美国后却变成性交易，因人在境外，人生地不熟，加上与富商共处一室，只好被迫下海援交，但该小模与女艺人则承认心甘情愿接受中介，陪睡价码超过百万。由于这些人经常入境美国，检调怀疑该集团涉及长期跨海卖淫。

警调前天搜索戴君仪、钟宜姿、刘乔安等人住处时，发现一批可疑的应召女“花名册”及“恩客名单”，并已查扣3女的账户。

警调发现，该集团主嫌戴君仪，专门游走两岸四地与新加坡及美国等地，打着“免费出境旅游，陪富商吃饭、伴游，有高额报酬”的诉求，专找面貌姣好的女艺人、小模赴美，部分被害人原以为只是单纯伴游、吃饭，事后却被迫卖淫。

刘乔安：从未介绍人去美国

“反服贸女王”刘乔安，昨晚开记者会澄清喊冤，她表示，从没介绍任何人到美国，因要配合司法调查，所以第一时间没对外发言，再有任何不实谣言和指控，她都会提出告诉；而同案的钟宜姿是她的闺蜜，在她最潦倒的时候帮助她，其他的事她全不知情。

刘乔安昨受访时心情低落，强调她从未介绍人去美国，连说自己“何德何能”，新闻出来后，她连父母的电话都不敢接，也不知道女儿知不知道这件事。

此外，有“自称演艺圈”的女士，对她做出连番爆料，她表示也都是不实的指控，她已保留法律追诉权寄出律师函，任何再有不当影射的言论，她都会持续提告。

刘乔安表示，钟宜姿是认识多年的好友，一直都很帮她，她们2人还是室友关系，案情方面她不能做太多发言，但她从没有中介别人去美国。

她还说，去年援交事件是遭人设局、钓鱼，但检讨自己私德有问题，她对此深切反省，但这次的案件却完全是子虚乌有，所以两件事不一样。

刘乔安因在“反服贸学运”1张火辣美腿照片，被封为“反服贸女王”，但她形象争议，曾被控敛财、离婚诈骗等，最轰动是去年底被周刊报导是高档援交妹，她称遭设局，现与周刊诉讼。

张秀龙少将

据《湖北日报》10月28日报道，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张秀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0月21日18时09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2岁。张秀龙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张秀龙同志是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这位曾被贺龙夸奖能干、称为“铁匠”的张秀龙少将有着传奇的一生。

张秀龙，湖北仙桃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支队参谋长等职，先后参加湖北天门瓦庙集、黔西东堂、湘西鸡公崖、滇北张坝和湘鄂西、黔东、湘鄂川黔苏区反“围攻”、反“围剿”等战役战斗，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支队参谋长、支队长、团长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西北地区反“扫荡”、反“蚕食”、毛家口、府场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副旅长、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参加了中原突围、淮海、渡江战役和收复响水口、攻克益林、碾庄阻击战、灵璧县城攻坚战等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二十二军军长、舟嵊要塞区政委、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0月27日，百岁开国少将张秀龙追悼会在武昌举行。

从铁铺学徒到开国将军，张秀龙一心向党、淡泊名利，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

贺龙夸他能干“像个铁匠”

张秀龙是从湖北省仙桃走出来的开国将军。自小家境贫寒，少年离家进入铁铺当学徒，为红军游击队造刀枪兵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5岁参加红军，南征北战几十年。

1932年，张秀龙在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川汉独立团任警卫班长。一次战斗中，他带人一举击退敌人，还为红军运回几百担粮食。贺龙连夸他能干，“像个铁匠”。从此，“铁匠”之名越叫越响。

此后的一次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临阵指挥的贺龙来到已任营长的张秀龙面前说：“铁匠，这次战斗就看你的了，你带人冲上去！”张秀龙率队英勇拼杀，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

长征时期，张秀龙任二军团9师17团参谋长，曾3次负伤。一次，部队行至贵州毕节境内，与敌人交火。情况危急，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命令张秀龙带伤出征。他带领部队，硬是将气势汹汹的敌人打得鬼哭狼嚎。战斗中，张秀龙的腿部负重伤。部队撤离时，大家发现他不见了。师长郭鹏下令去找，才将受伤的张秀龙找回。

部队过了金沙江后，张秀龙问贺龙：“前面高高的是什么山？”贺龙答道：“雪山。”随后，贺龙令战士给他穿上防寒的衣服，牵来一匹骡子，把张秀龙扶上骡子。就这样，浑身是伤的张秀龙跟随部队过了雪山。

打得日本军官敬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秀龙随部队转战山西。

在山西静乐康家会战斗中，张秀龙率部打日军据点，康家会一仗整整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战斗结束后，一名被俘的日军军官向张秀龙敬礼，感谢他活捉自己得以保命。

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著名的“百团大战”，张秀龙参加了“百团大战”。生前，张秀龙曾回忆，“日军以铁路、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困死我根据地军民。我军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战士们向铁路、公路沿线的敌军发起攻击，一个一个地拔除、摧毁敌伪据点。战斗从头年8月一直打到第二年5月。经过浴血奋战，成功地粉碎了敌军的‘囚笼政策’。”

战斗中，张秀龙亲眼看到惨烈一幕——并肩作战的连长被敌军子弹击伤，两名排长和几个战士牺牲。生前，老人说起这段残酷的战争岁月，常常满眼噙泪，“成千上万的战友牺牲，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

扮成生意人 巧妙躲过敌人

1946年，中原解放军约5万部队牵制住国民党30万大军，这使得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其他部队的压力大大减轻，争取了发展的宝贵时间。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中原解放军分路突围。张秀龙时任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随部队向四川方向突围，准备去找陈赓部会合。他的部队越打越少，包括兄弟部队在内打到宜昌时只剩一个营的兵力。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打，有一天在麻城附近，遭遇了麻城保安团。附近活动的游击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

与游击队会合后，部队暂时解围。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议推举张秀龙乔装出去联络。

游击队的同志送给张秀龙一个金戒指，上面刻有“曹金山”三个字，可能是哪个地主的名字。张秀龙顺势化名为曹金山，戴着礼帽，坐着轿子，带了3个人“做起了绸缎生意”。一路上他们多次看到“捉李先念悬赏五百万大洋，皮定均和张秀龙三百万大洋”的告示，但是全程出奇的顺利，没有受到任何盘查。

战争年代，张秀龙6次挂彩，死里逃生，但是他的好多战友却牺牲了。生前，老将军常叮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作为军人，任何时候都要有忧患意识，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如此，我们的军队才能无愧于钢铁长城的称号。（记者/江卉）

据调查统计，截止2015年10月，仍健在的开国将帅（1964年前）仅剩45位。

1955年至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衔将军以上1614人，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殊勋。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星们也一一陨落，目前上将、中将以上全部逝世，开国少将仅45位，当年的著名战将已廖若晨星。

附：2015年逝世的将军（18位）

胡立信（1915——2015.1.24）1964少将。原南空政治部主任。河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十四步兵学校政治委员，防空军预备学校政治委员，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等职。

曾美 (1914——2015.1.31) 1955少将。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江西寻乌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任20兵团67军参谋长、196师长。 原名曾昭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亲历遵义会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5次担任国庆阅兵副总指挥。

瞿道文（1919——2015.2.4）1964少将、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第二主任、空军第四军副政委瞿道文同志于2015年2月4日在上海逝世。瞿道文 1919年出生于达县罗江口。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乓。二级解放勋章。

谭佑铭 (1910——2015.2.14) 1955少将。原20军政委、解放军报总编、四机部副部长。四川云阳人，原名谭林，1933年入党，1937年参加牺盟会；1949年任三野27军79师政委。

汪运祖（1915——2015.2.23）1964少将。原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时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

华楠（1921——2015.2.27）1964少将。原总政副主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山东牟平人，原名孙宝楠，1936年参加革命；解放时任三野9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方子翼（1917——2015.3.17）1955少将。原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顾问。安徽金寨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解放时任四野某飞行大队政治委员。

陈茂辉 (1912——2015.3.24)1955少将。原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任三野23军副政委。

丁钊（1920——2015.03.28）1964少将。山东黄县人，1939年参加八路军；原空降兵第十五军副政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李孔亮（1914——2015.4.13）1964少将。任广东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大学第六分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五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事体育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械部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械科学试验靶场政治委员，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河北高阳人，沈阳军区后勤部顾问。

裴周玉 (1913——2015.6.20)1955年少将。原69军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装甲兵顾问。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任一野8军政治部主任。系第9、10届中央候补委员。

张翼（1918——2015.7.13）1964少将。原空军学院副政委。山东诸城人，1937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9年任四野38军政治部秘书长。

汪东兴（1916——2015.8.21）1955少将。江西弋阳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期任毛主席的警卫员。解放后历任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最高职务是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

张震（1914——2015.9.3）湖南平江人。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三野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阳自碧（1918——2015.9.1）1964少将。原四川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时任华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刘自双（1915——2015.9.25）1964少将，原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四川巴中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时任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副旅长。

张英（1916——2015.9.21）1964少将。原吉林省军区政委。辽宁盖平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任四野炮兵一师政委。

张秀龙 (1915——2015.10.21) 1955少将。原浙江省军区、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仙桃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时任三野22军副军长。

（观察者网综合《湖北日报》等消息）